在法国，人称之为圣日耳曼区的，既不是一个行政区，也不是一个教派，也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可以明确表示的一件事情。散发着圣日耳曼区气息的大公馆，在王政广场、圣奥诺雷区、昂丹大道也有。所以，已经出现了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圣日耳曼区。有些人出生在与其影响相距甚远的地方，却可以感受到其影响，并且喜欢这个上流社会；也有的人在这里出生，却可能永远被放逐在外。
举止，言谈，一言以蔽之，圣日耳曼区的风习，四十年来之于巴黎，正如往日宫廷之于巴黎，圣保罗大厦之于十四世纪，卢浮宫之于十五世纪，王宫、朗布依埃公馆、王家广场之于十六世纪，再稍后，凡尔赛宫之于十七、十八世纪一般。每一历史阶段，上层阶级和贵族的巴黎都有其中心，大众的巴黎亦然。这每一阶段的特点，都向希望观察或描绘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提供了广泛的思考材料。如果万一对有关各方和年轻一代来说，经验还不是完全没有意义，那么，到这里面去探索原因，就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证明这段艳史的性质，而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将来来说，要比对现在更加意义深远。
贵族老爷和总是笨拙地仿效贵族老爷的豪富人家，无论何朝何代，总是使其宅邸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于泽斯公爵为自己修建了漂亮的公馆，在自家门前为蒙马特尔大街开了一口泉水。除了他的美德之外，这一善行又使他受到民众的尊敬，以致他去世时全区大批群众为他送葬。那时巴黎的这一角落还相当荒凉。然而随着巴黎旧城墙的拆毁，大马路那一边的沼泽地盖满了房屋，于泽斯家族便离开了这所华丽的公馆，如今是一位银行家居住着了。后来，贵族自以为居于店铺包围之中有损身分，也放弃了王家广场和巴黎中心附近，跨过塞纳河，以便在圣日耳曼区自由地呼吸。那时在圣日耳曼区，以路易十四为他所承认的非婚生子女中的宠儿，杜·梅纳公爵修建的公馆为中心，一些高楼大厦已经耸立起来。
对那些惯于在富丽堂皇中生活的人来说，难道果真有什么比拥挤嘈杂、泥泞难行、大呼小叫、臭气冲天、街道狭窄、万头攒动更令人厌恶的么？商业区或手工作坊区的习惯，难道不总是与大人物的习惯相悸么？经商的人和劳动的人就寝时，贵族还刚想进晚餐呢；待他们高声活动的时候，贵族又休息了。这两种人的打算永远碰不到一处：前者算计收入，后者算计支出。因此，风俗习惯截然不同。这一评论毫无轻蔑之意。
贵族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思想，正如资产者和无产者代表着社会的体制和行动一样。因此，这些不同的力量应该有不同的处所。从其对抗中，出现了明显的互不相容现象，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活动不同而产生的，而不同的活动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社会方面的不协调乃是一切宪章合乎逻辑的后果。以致一位随时准备对宪章发发牢骚的自由党人，例如抱怨宪章违背崇高的思想之类（实际上下层阶级的野心家们正是用崇高的思想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对于德·蒙摩朗西亲王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转过去的圣马丁街，对于苏格兰王室后裔、费兹一詹姆斯公爵在蒙托格伊街转过去的玛丽一斯图亚特大街拥有自己的公馆，大概都会觉得十分可笑的。“Sintutsunt，antnonsint”（拉丁文：维持现状也好，不维持现状也好），教皇这句美妙的话语可以作为各国大人物的座右铭。每一时代都显而易见、而且一直为民众所接受的这一事实，其存在的理由就在自身之中：它既是因，又是果，是一个原则，一条规律。
民众是通情达理的，只有在居心叵测的人将他们挑动起来的时候，才会将良知抛在一边。这良知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为基础，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无论在日内瓦还是在加尔各答，都是如此。不论何处，当你将财富不等的家族集会在一定的空间之内，你就会看到，分成上等集团、贵族、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的社会便自然形成。平等大约会成为一种“权利”，而任何人类强权都无法将它变成“事实”。为法国的幸福起见，在全国普及一下这个思想，看来十分有益。
在最不明智的民众面前，政治上和谐一致带来的好处，也能显示出来。和谐一致是秩序的诗篇，而民众是极其需要秩序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统一，这难道不是秩序最简单的表现形式么？建筑、音乐、诗歌，法国的一切，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都更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这一原则已写在法国明确而纯洁的语言深处，而语言永远是一个民族最可靠的表现形式。因此你会看到，在法国，民众采用最富有诗意、最悠扬婉转的曲调，喜爱最简单明了的思想，喜欢意味深长而明快的图案。寥寥数语可以引起一场大革命，在这方面，法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民众奋起反抗，从来是试图将人、事物和各种原则协调统一起来。
然而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法兰西民族更能感受到，在贵族生活中必须存在统一的思想。估计是因为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象法兰西民族这样深刻理解政治的需要：历史将看到，法兰西民族永远不会倒退。法兰西经常上当受骗，但是，也和一个女子上当受骗一样，是受了最初没有估计到其意义的慷慨激昂的思想和热烈感情的欺骗。
如此说来，圣日耳曼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公馆富丽堂皇，花园很大，到处安谧宁静，与其往日拥有的大量地产十分相称。一个阶级与整个都城之间这一空间距离，难道不是通过物质形式来表现的二者之间应有的精神距离么？世间万物，头占首要地位。万一某个民族将其首脑打翻在地，它迟早会发现，它已经自我毁灭了。各民族不愿死亡，于是要设法再生出一个头来。一个民族再也无力使头再生时，它就要灭亡，如同古罗马、威尼斯及许多国家已经灭亡一样。
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与上层社会之间风习各异所带来的差别，对贵族阶级头面人物来说，必然具有真正的、重要的意义。不论什么国家，不管“政府”以何种形式以现，一旦贵族失去了绝对优越的条件，他们就变得软弱无力，民众就会立即将他们推翻。民众总是希望财富、权势和行动掌握在贵族手上、心上、头脑中。言谈、智慧和荣誉，没有这三重的权势，一切特权都会烟消云散。各层民众，如同女人一样，喜欢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强有力，如果没有几分敬爱，他们的爱情便无法维持。谁不令他们肃然起敬，他们是不会对他服服帖帖的。受人蔑视的贵族，正如同懒惰的国王、女人气的丈夫一样，因为无能，才变得无用。所以，大人物均与民众隔离，且有其独特的风习。
一言以蔽之，贵族集团的一般举止习惯，是真正权势的象征；而他们失去权势时，这也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圣日耳曼区之所以暂时被压倒，就是因为它不肯承认，要存在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其实若想永久存在下去，仍然不是什么难事。它应该象英国贵族那样，诚心诚意地及时看到，各种制度都有其多灾多难的年头。到了那种时候，同样的词句已经不具有同样的含义，同样的思想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政治生活条件完全改变了形式，而实际内容并没有根本改观。这些思想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段艳史基本上发挥了这些思想。在这个故事中，它既给原因下了定义，也为事实提供了注解。
庄严雄伟的贵族与邸及高楼大厦，内部处处富丽堂宣，陈设精美华丽，构成了一个“场地”。还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运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动其中，从不受到任何冒犯；惯于从来无需降低身分去计算日常生活细小开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总之，贵族的传统习惯所赋予他的社会力量，他的对手即使通过学习、再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难与之抗衡。一个从童年起即拥有这等特权的人，一切都应该使他的心灵变得高尚，给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码的功效也应该是具有与其高贵姓氏相称的高尚心灵。从某几个家族来说，确实如此。在圣日耳曼区，这里那里，也会遇到行为高尚的人。
但这只是些例外，从反面证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正是这普遍的自私自利，导致了这个特殊阶层的失势。法国贵族获得上述那些优势，正象一切贵族的精华都获得了这些优势一样。只要他们将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各国的上层就会产生贵族的精华。无论是在地产领域也好；还是金钱领域也好，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唯一坚实基础。然而，只有在民众同意给他们这些优势的条件下，只有在他们自己能保持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各式贵族才能保住这些优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世袭领地，其“隶属权”属于领主。这里所说的领主，今天自然就是民众。
时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过去一个方旗骑上，穿上锁子甲、长矛挥舞得好、出示长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个方旗骑士则需要表现出智慧。过去只需要胆量的地方，今天则需要肥硕的大脑。艺术、科学和金钱形成了社会三角，权力的盾形纹章就镶嵌在这个三角之中，现代的贵族也必须从这里产生。一个重要的定理与一个高贵的姓氏县有同等的价值。罗特希尔德家族，这当代的富盖家族（两者都是有名的银行家），事实上是王子。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事实上是一个寡头，他代表着整个世纪，而且几乎总是成为法律。因此，能言善辩，作家的绞尽脑汁，诗人的天才，商人的韧性，将多种光彩夺目的优点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坚强意志，将军的利刃，这些可以单枪匹马征服整个社会并强加于社会的本领，当今的贵族应当集所有这一切之大成，努力援为己有，正如往昔贵族阶级垄断了物质力量一样。为了保持一国之首的地位，难道不需要一贯称职地领导国家，成为国家的灵魂和精神，才能使国家听从指挥么？没有发号施令的本领，怎么能牵着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备手执权杖的军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帅的权杖又有什么用呢？
圣日耳曼区曾经玩弄权杖，以为那就是全部权势。它完全颠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词序。它本来应该将刺激平民的贵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权势，结果却让资产阶级抓住了权势，自己死死抓住贵族家徽不放，而且总是将自身居于数量劣势而不得不服从的必然规律忘在脑后。人数勉强占社会千分之一的贵族阶级，当今也好，往昔也好，都应该大量增加其行动手段，以便在出现重大危机时，能够以同等的力量与民众相抗衡。在当代，行动手段应该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历史的回忆。
不幸的是，法国的贵族依然沉醉在已经烟消云散的往日权势之中，死死抱住那种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态度。其实用这种态度它很难自卫。也许这是整个民族的缺陷。法国人从不向下看，总是从自己所处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进：他自己不断上升，却难得可怜不及于他的不幸的人，总是抱怨在他之上还有那么多幸运儿。这一点，法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虽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宁愿听从理智。这种民族的本性使法国人总是向前迈进，这种虚荣心也渐渐损害了他们的前程，但却绝对地支配着他们，正如节约的原则支配着荷兰人一样。这一本性统治贵族阶级已达三百年，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的贵族阶级是地地道道法国式的。
圣日耳曼区的人，一向以其物质方面的优势推断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优势。法国的一切都使他们对此坚信不疑，因为建立圣日耳曼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君主政体离开凡尔赛宫那一天便开始了的贵族革命。自那时以来，除几段空白以外，圣日耳曼区一直依赖着政权。他们以为，即使将来，这政权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圣日耳曼区：一八三○年其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此。那时，圣日耳曼区的人犹如没有根据地的作战部队。他们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时期深深扎根于全民族的心中。他们犯了这个错误，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对其利害关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们贪图并无把握的现在，毁掉了确有把握的未来。产生这一错误政策的原因，大约如下。
这些上层人士极力在他们与本国其他人之间保持肉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其全部致命后果就是：四十年来，在贵族阶级中培养了个人情感而毁灭了作为社会阶层的爱国主义。往日法国贵族庞大、富有、有权有势的时候，贵族老爷们在危难时刻能够从他们之中选出领袖人物，并且服从这些人领导。待他们变得微不足道以后，简直就无法接受纪律的约束了。正如后期罗马帝国一般，人人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弱点，觉得都是彼此彼此，于是便自以为全部高人一等。
每个家族，或者由于革命而破产，或者由于财产分割而破产，只考虑自己一家，却不考虑贵族大家庭。他们似乎觉得，如果每一个家族都发财致富了，整个党派自然就会强大有力。这是大错特错。金钱也一样，它只不过是权势的一个标志而已。这些家族的成员，保持着高雅的风俗习惯：彬彬有礼，衣着华丽，语言优美；贵族的那种假正经和傲慢，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已浑然一体。本来这些习俗只应该是生活的次要部分，当它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时，那就是低级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种固有的价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无实的东西了。没有一个家族胆敢自忖：我们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掌权了呢？一八三○年他们只好与诡辩者一样甘拜下风。
圣日耳曼区，不能象大人物一样表现出保护者的姿态，却象暴发户一样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面前证明了，复辟的贵族阶级为自己的利益组织了政权和财政，从这一天起，这个阶级便患了不治之症。现在只能是寡头政治的则代，这个阶级偏偏要搞贵族政治。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凡是比较机灵、仔细阅读英国上议院议员姓氏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常常是平民的姓氏）。当然王国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众心甘情愿。即使关系到民众的幸福，也是如此。法兰西是一个任性的女子。无论是幸福还是被人任意殴打，都要心甘情愿。德·拉瓦尔公爵（驻罗马大使，风度极佳）的谦逊美德使他无愧于自己的姓氏，如果过去有许多德·拉瓦尔公爵这样的人，王室长房的宝座也就会象今天的汉诺威王室宝座那样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国贵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时代，最贵族化的有产阶级，和世界上最女人气的国家。圣日耳曼区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中产阶级鼻子走，并且逗得它高高兴兴。中产阶级醉心于出人头地，爱慕艺术和科学。然而领导这个伟大的聪敏过人的时代的庸碌之辈，却全部仇视艺术和科学。他们需要宗教，但是他们甚至不会将宗教以富有诗意的色彩介绍出来。如果那样做，说不定会使人喜欢宗教的。当拉马丁、拉末耐、蒙塔朗贝尔及其他几位天才作家用诗歌为宗教思想镀金、对宗教思想进行革新或加以发展的时候，每一个败坏政府声誉的人却在让人品尝宗教的苦果。任何一个民族都从未那样百依百顺过，那时节这个民族就象一个十分容易上手的破鞋女人一样。任何一个政权也从未干过更多的蠢事：法兰西和女人都更喜欢失足。
为了恢复自己的权利，为了建立一个伟大的寡头政府，圣日耳曼区的贵族必须诚心诚意地仔细搜寻，以便在身上找到拿破仑的银币；必须开膛破肚向五脏六腑深处要一个主张立宪的黎塞留（法国著名政治家）。如果这个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须到冰冷的阁楼上去找。说不定他正在那里奄奄待毙。然后必须将他吸收进去，正如英国上议院经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贵族一样。
继而，命令这个人残酷无情，将腐烂的枝条砍掉，将贵族大树加以修剪。然而，首先，英国托利主义的庞大体系对于小小的头脑来说，太无边无际。要让这个主义输入到法国，法国人要花费许多时间。对这些人来说，缓慢的成功就等于“惨败”。其次，这种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将力量安置于何处，便到何处去找寻。而我们这些伟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这种政策，他们仇视任何不是来自他们自身的力量。
总之，圣日耳曼区不但没有返老还童，反倒更加老态龙钟。贵族头衔是次要的建制，如果只在重大的场合出现，仍可以保持。可是头衔成了日常争斗的对象，并不是艺术或庄重与否的问题，反而成了权势问题。如果说，对国王的宝座来说，首先是缺少一位顾问，那种与伟大的时代同样伟大的顾问；那么贵族尤其缺少的，是对其自身总体利益的认识。有了这一条，本是可以弥补一切的。贵族碰到了德·塔莱朗先生的婚事问题便不敢上前，而这塔莱朗是唯一拥有金属头脑的人。在他的头脑中，能够花样翻新地制造出一些政治制度，使各个国家光荣地得到新生。
圣日耳曼区对于并非贵族而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嗤之以鼻，自己又生不出可以担任大臣职务的优秀贵族。它本可以真正为国家效力，例如使治安裁判更加高尚，使土地更加肥沃，修建道路和运河，使自己国家成为颇有影响的幅员辽阔的强国等等；但是它却卖掉自己的土地到交易所去从事投机买卖。资产阶级的活动家、有才干的人物雄心勃勃，危及国家政权。它本可以让这些人进入自己的行列，而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它却宁愿赤手空拳地与他们战斗，因为它从前真正拥有的东西，现在只是从传统上来说还占有着罢了。更糟糕的是，这个贵族阶级正好还剩下一些这样那样的财产，足以维持其威风。这些家族沉醉于往事之中，在十九世纪向广场上掷出的堆堆枪支中，竟没有一家郑重其事地考虑到让家中长子拿起武器。
年轻一代，被排除在国事之外，便到夫人家中去跳舞，而不是以帝国时期和共和时期年轻、刻苦、单纯的天才人物为榜样，到巴黎来继续每家家长早已在各省开拓的事业。长辈们通过维护当地利益的持续努力，赢得了公众对他们头衔的承认，而且他们力求适应时代精神，按照时代的口味重建贵族阶层。贵族现在完全集中在圣日耳曼区，封建遗老反对派的思想与古老宫廷的精神在这里相互混杂，还很活跃。在杜伊勒里王宫中意见分歧的贵族阶级，更容易被人战胜，因为它只存在于一点上，又组织得特别不好，如同它在贵族院中也组织得很差一样。
如果它与国家结成一体，它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当它偏居于自己的城区之内，背倚王宫，横卧在财政收支上的，只要一斧头砍下去，就能切断它奄奄一恩的生命线；只要一个小小律师的扁平面孔向前一伸，这斧头就砍下去了（指主张取消贵族爵位世袭制的律师迪潘）。这个人自吹曾机敏巧妙地从刽子手手中夺回了好几个人头，实际上愚蠢地毁掉了不少庞大机构。贵族爵位的世袭权和长子世袭财产权，经他一讽刺嘲笑，便丢掉了。鲁瓦耶一科拉尔先生发表的演说尽管十分精彩，也无济于事。这里的事例和教训，值得将来记取。如果法国的寡头政治没有前途，它死后下地狱时，则会有难以名状的残暴行径，所以就应孩只考虑它的棺椁问题了。不过，外科大夫的手术刀虽然使人感到冷酷无情，有时它却会使人起死回生。圣日耳曼区如果肯推举一个领袖和制订一套体系的话，即使在受迫害时，也可以比胜利时更加有力量。
现在，将这半政治性的简介概括一下，并非难事。缺乏远大的目光，许许多多小错误累积成一大堆问题；每人都忧心忡忡要恢复有钱有势的地位；明摆着需要宗教以支持政治，追求享乐却会损害宗教精神，而且必然带来虚伪；有几位头脑清醒、颇有见地的人看问题十分准确，进行了局部的抵制，但宫廷中的敌手为这种抵制设置了种种障碍。外省的贵族往往比宫廷贵族血统更纯，然而由于常常受到触犯，也已渐渐疏远。所有这些原因集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圣日耳曼区极不协调一致的风习。
在体制上，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行动上，它前后不一，既不完全讲道德，也不赤裸裸地淫秽下流，既不腐化堕落，也不伤风败俗。它既没有完全抛弃损害它的那些问题，也没有接受可能拯救它的思想。总而言之，不管个人如何软弱无能，党派仍用一切伟大的原则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些伟大的原则便构成了各国的生活。不过，要壮年丧命，不这样又怎样呢？上面列举的人物，它挑三拣四，一个也看不中。它从前趣味高雅，有潇洒的轻蔑神情。但是，到垮台时也没有任何夺目的光彩或骑士风度可言。一七八九年流亡国外，还表现出某些情感；一八三○年流亡国内，就只表现出某些利害关系了。文学界的几位著名人士，讲坛上的获胜者，塔莱朗先生在法国议会的成功，征服阿尔及尔，还有几个在战场上重新声名大振、载入史册的姓名，都向法国贵族显示出，只要它肯努力，还有办法法使自己全民化，仍能让人承认它的头衔。有条理的人，工作也进行得井井有条。一个人如果懒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表现出懒惰来。同样，由人组成的一个阶级，其面貌与其总的精神状态，与交配着他躯体的灵魂相符。
复辟时期圣日耳曼区的女子，既不象往昔的宫廷贵妇那样对自己的品行不端表现出一种放肆的傲慢，也不象她们那样，以后来的美德补赎罪过以表现出小小的伟大。这种事后的美德往往在她们四周放射出无比灿烂的光辉。这时期圣日耳曼区的女子并无十分轻佻的举动，也毫无十分庄重的表现。她们的激情，除了几起例外，都是虚假的。可以说她们在纵情享乐。这些家族中有几位妇女过着奥尔良公爵夫人式的布尔乔亚生活。这位公爵夫人竟然将自己的双人床显露在前来王室大厦拜访的人面前，真是滑稽可笑之至！大概只有两、三位女子继续保持着摄政时期的风俗习惯，在比她们更为灵活的妇女心中引起一股厌恶情绪。
这类新型的贵夫人对社会风习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她们原是可以大大施加影响的，万不得已时，还可以举行英国贵族妇女那种隆重的表演嘛！但是她们犹豫不决，幼稚地固守在古老的传统中，被迫作出虔诚的样子，将一切、甚至将其优秀品质都遮掩起来。这些法国妇女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设立沙龙，让社会名流前来学习学习什么是风雅和优美。昔日文坛上她们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声音，社交活动的生动表现，现在完全无影无踪了。而一种文学没有总的体系，它就不能形成，就要与其时代一起解体。
某一时代，在一个民族当中形成特殊的一群的时候，历史学家几乎总会在这一群人当中遇到一个主要人物，概括了他所属的那群人的美德和缺陷：例如胡格诺派中的柯利尼，投石党内的助理，路易十五治下的黎塞留元帅，恐怖时期的丹东等。这种将一个人与他的历史行列面目统一起来的做法，是合乎事物常理的。为了领导一个党派，难道不需要统一思想么？为了在一个时代中大放光华，难道不应当代表这个时代么？有时党派的头目明智而谨慎，却也常常不得不服从追随这个党派的民众的成见和疯狂的举动。某些历史学家，他们远远离开民众可怕的骚动，冷静地判断在伟大的可载入世纪历史的斗争中，什么是最必要的激情的，他们常常指责党派头目的这种行动。实际上这些行动正是在上述不得已的情况下产生的。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闹剧是如此，在更狭小的范围内，即人称之为风习的民族悲剧中，其个别场景，也是如此。
在复辟时期那段短暂的日子——如果上述看法正确，圣日耳曼区正是不懂得如何使这种日子稳定下来——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少妇昙花一现地成了她所在的社会阶层本性最完美的代表。这是既高傲又脆弱、既伟大又渺小的本性。
这位女子表面上受过教育，实际上愚昧无知；她满怀高尚的情感，却缺乏一种思想将这些情感统一起来；她将心灵中最宝贵的财富都耗费在服从社会习俗上；她随时准备反抗社会，却犹豫不决，由于顾虑重重而不得不虚情假意；她没有多少毅力，却很固执；没有多少热情，却很容易着迷；没有多少勇气，却很任性；极端女人气，长于卖弄风骚，典型的巴黎女人；喜欢富丽堂皇，喜欢盛大的交际场合；从不动脑筋思考，要不就是考虑得太晚；极为不慎重，几乎达到浪漫的程度；傲慢放肆无以复加，内心深处却很谦恭；炫耀自己的力量，如同一根高高挺直的芦苇，然而，也正如一根芦等一样，遇到一只强有力的手，便随时会弯下身去；大谈特谈宗教，实际上并不喜欢宗教，却又随时准备接受宗教作为结局；她可能干出富有英雄气概的事来，有时却为了说一句刻薄的话而忘记摆出英雄气概；年纪轻轻，娇艳欲滴，周围人们的各种名言警句使她变得老成持重，但她的心并不老；虽不曾实行那些人自私的生活哲学，却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哲学；具有阿谀奉承者的全部缺陷，却也具有少女的全部心地高洁之处；怀疑一切，有时却也任凭自己相信一切。
这样一个地地道道性格十分复杂的女人，该怎样解释她呢？如果为这位女子画一幅肖像的话，最绚丽的色彩形成强烈的对比，又构成富有诗意的模糊一片，因为有一种圣洁的光辉、青春的光彩赋予这模糊的线条以整体的概念。这样一幅肖像难道不是永远无法完成的么？风韵使她成为浑然一体。没有任何装腔作势的地方。那些激情，那些似是而非的激情，那种向往伟大而并无行动的意图，那渺小的现实、冷漠的情感和热烈的冲动，都是极其自然的，是她本人所处地位所致，是她所属的贵族阶级地位所致。她很了解自己，而且在她的姓氏保护下，骄傲地置身于人上人的地位，在她的生命中，正如在贵族的生命中一样，有美狄亚的“自我”观念。美狄亚生命垂危时不愿死去，但她既不抬起上身，也不将手伸向高明的医生，既不触摸任何东西，也不让人碰她一下。她觉得自己是那样虚弱，甚至觉得已经变成了粉尘。
这位女子，人家叫她德·朗热公爵夫人。
一八一六年，法国王政复辟时期日益完善时，她已结婚四年左右。这一时期，路易十八受到百日革命的启发，不顾他身边的人如何看法，终于懂得了自己的地位及所处的时代：但是，此后路易十八被疾病击倒时，他身边的人仍然战胜了这位只差一把斧子的路易十一。德·朗热公爵夫人父姓纳瓦兰，属公爵家族，自从路易十四年间以来，这个家族一直信守着绝不将自己的贵族头衔让给其姻亲的原则。这个家族的女儿们，和她们的母亲一样，或迟或早总会在宫廷中有权坐凳子（指在国王或王后面前可以坐凳子的特权）。
安东奈特·德·纳瓦兰十八岁的时候，走出深闺，嫁给德·朗热公爵的长子。这两家当时都被上流社会排斥在外。但是后来法国遭到入侵，保王党们估计，唯一结束战争苦难的办法，便是波旁王朝的卷土重来。德·纳瓦兰公爵和德·郎热公爵一直忠于波旁王朝，高贵地抵制住了皇帝（指拿破仑）战功的一切诱惑。结这门亲事时，以他们的处境，自然应该遵照两个家族的古老原则办事。于是，美丽而贫寒的安东奈特·德·纳瓦兰小姐嫁给了德·朗热侯爵先生（贵族封号为世袭。父为公爵子则为侯爵父死后，子才能继任公爵，依此类推）。德·朗热侯爵的父亲在他们婚后几个月就去世了。
波旁王朝复辟时，这两家恢复了他们在宫廷中的地位、职位和头衔，重返直到那时一直被排斥在外的社会活动舞台。在这新的政治界中，这两家成为最显要的头面人物。当时的潮流是卑鄙无耻、假装归顺，公共道德却乐于承认这两个家族毫无瑕疵的忠诚、私人生活和政治品格的和谐统一。对这几点，各党各派都不由自主地表示钦佩。真正的人物，由于他们高瞻远瞩，奉行明智的原则，能够使人相信法国应实行一种新的大胆的宽容政策，这些人往往会被排斥在国家大事之外；于是国家大事便转入喜欢将原则推向极端以表明自己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之手。这也是和解、妥协时代常见的灾难。
德·朗热和德·纳瓦兰家族留在宫廷上层之中，注定要尽自己贵族头衔的义务，同时也注定受到自由派的谴责和嘲弄，指责他们享尽了富贵荣华。实际上他们的家产并没有增加分毫，而国家元首年俸却自由开支，均以交际费用名义消耗殆尽。当然这交际费用对欧洲任何一个君主制国家都是必须的，哪怕是拥护共和制的君主国家也不例外。一八一八年，德·朗热公爵先生在前线指挥着一个师的军队。德·朗热夫人在一位公主身边担任一席职务，使她可以远离丈夫留在巴黎，而不致引起非议。除了指挥军队外，公爵在宫廷中也担任职务、部队在某地驻扎时，公爵将指挥权交给一位旅长，经常来到宫中。
公爵和公爵夫人可说是事实上和心灵上都完全分居，只是不为外人知晓而已。这一门当户对的婚姻，其命运为此类家庭契约所常见。世界上最相互排斥的两种性格碰在一起，隐隐地相互摩擦，暗暗地相互伤害，永远离心离德。再说他们每个人又都听凭自己的本性，并且按照习俗办事。
德·朗热公爵，头脑极有条理，可与德·浮拉尔骑士相提并论。他也有条不紊地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爱好行事，恣意追求享乐。他发现妻子性格极其高傲，情感淡漠，乖乖屈从于世俗常规，幼稚地忠心耿耿。按照假装正经、笃信宗教的宫廷风习，在长辈的眼中，她大概是纯洁无瑕的了。此后，他也任她自由自在地按照她的趣味爱好行事，追求自己的享乐。他冷冷地扮演上一个世纪贵族大老爷的角色，将一位二十二岁的女子交给她自己去掌管。
她感到深深受到冒犯。她的性格中有一个可怕的优点，就是当她的女性虚荣心、自尊心、可能还有她的美德不被赏识，隐隐地受到伤害以后，她永远不会饶恕这种冒犯。侮辱是公开的，女人乐于将它忘记，因为她可以利用这种机会使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说明她是宽大为怀的女人。但是女人从不宽恕形式隐蔽的冒犯，因为她们既不喜欢卑劣的行为，也不喜欢隐蔽的美德和爱情。
德·贝里公爵成婚之际（在一八一六年），大宴宾客时，德·朗热公爵夫人的处境就是如此，虽然还为世人所不知，她自己也未加考虑。那时节，宫廷和圣日耳曼区已经摆脱了奄奄一息的状态和谨慎克制的态度，真正开始了使王政复辟时期政府受害不浅的穷奢极欲。
那个时期的德·朗热公爵夫人，也许出自心计，也许由于虚荣，每次在上流社会出现，身边必有三、四位姓氏和财产都与众不同的女子簇拥或陪伴。作为时装王后，她在宫中有自己的梳妆女官。这些梳妆女官们在其它场合则照搬她的举止和才气。这几个人她选得很巧妙，是专门从不谙宫廷内幕、也尚未进入圣日耳曼区核心的几个人当中挑来的。当然这些人也企图爬上核心地位，无非是权德（权德为天主教九品天神中的二品天神）想擢升到神座附近，进而跻身于人称之为“小朝廷”的上层上品天神权势之列罢了。
德·朗热公爵夫人将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更加有权有势，更能左右形势，自身更加安全。她的“女官们”保护着她不受诽谤，帮助她扮演时髦女子的可恶角色。她可以任意嘲弄男人，嘲弄激情，煽起他们的欲望，接受每个女性赖以生存的来自男子的殷勤和敬意，自己却毫不动心。在巴黎和最上层社会中，女人也总归是女人。她靠顶礼膜拜、阿谀奉承、地位显要生活。最货真价实的美貌，最令人赞叹不止的姿容，如果得不到赏识，便一文不值。有了情人和谄媚的话语，才足以证明她的魅力。没有声望的魅力算什么呢？毫无价值。请你设想一下，一位最风流俊美的女子，孤单单呆在客厅的角落里，她肯定是非常忧伤的。
一个女子置身于豪华的社交场合之中，常常无法只在一颗心中成为幸福的主人，于是她希望统治每一颗心。巧妆打扮，装模作样，卖弄风骚。这一切都是专门为聚在那里的最无能的男性准备的：没有才气的花花公子呀，唯一的优点就是长相漂亮的男人呀，为这种人每个女人都宁愿一无所获而失足。其实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镀金木制偶像，虽有少数例外，大都既无投石党运动时期小头头的经历，也没有帝国时代英雄的伟大光荣称号，更不具备他们祖辈的才智和风度，他们却要“不付代价”地成为这类人。他们象法国一般青年那样勇敢，如果他们有机会接受考验，大概也很机敏。然而在执政的一般老朽摆布之下，他们只能一事无成。这是一个冷漠的、庸俗的、毫无诗意的时代。大概一次复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成一代王朝吧！
十八个月来，德·朗热夫人一直过着这种空虚的生活，填塞生活的内容便是舞会，为舞会而进行的拜访，无目标的胜利，一次晚会上便完成了从诞生到死亡全过程的转瞬即逝的爱情。当她走进一间沙龙，所有的目光都齐集在她身上，她得到阿谀奉承的话语，饱含热情的表示，她自己也用手势和目光鼓励着这一切，但是这从来无法达到比表皮更深的地方。她的语气，她的举止，她身上的一切都有权威的作用。她生活在一种狂热的虚荣持续不断的享受之中，使她飘飘然，昏昏然了。她与人交谈时，能谈到一定的深度；她倾听着一切，可以说心灵的表面受到侵蚀。回到家以后，想起她嘲笑的事物，某件丑闻，她常常羞红了脸。
在她与人争论她根本一窍不通的爱情理论问题和现代激情之间的细微差异问题时，丑闻的某些细节帮了她的忙。多少自鸣得意的虚伪女人会对她说长道短啊！女人之间虽然能够无话不谈，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却会漏掉许多，比男人们曲解的还要厉害。有一阵她明白了，惟独其美貌、才智都能得到普遍承认的女人，才算是有人爱。丈夫能证明什么呢？只不过证明，这个女子还是少女的时候，或者有许多陪嫁，或者很有教养，母亲行为正当，或者她本人能满足男人的野心，如此而已。而情夫则是女性个人完美无缺的固定纲领。
德·朗热夫人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一个女人可以公然地让人爱上，而自己表现出并不是爱情的同谋，并不赞成这种爱情，只用最菲薄的爱情特许权来使人满足一下。不止一个假正经的女人向她透露过表演这种危险把戏的伎俩。所以公爵夫人有向她献殷勤的一帮子人，而崇拜她或向她献殷勤的男人数量之多，便是她品德的保证。
在招待会、舞会、晚会上，她自始至终卖弄风骚，笑容可掬，施展迷人的本事。然后，幕一落，她又变得孤独、冷漠、毫不在乎。到了第二天，她又恢复了活力，去享受另外的同样肤浅的激动了。有两、三个青年人完全上了钩，真心爱上了她，她却完全无动于衷地耍弄他们。她心想：“嘿！有人爱我，他爱我！”这一信念对她已经足够了。一个吝啬鬼，只要知道他的任何心血来潮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也就兴高采烈了。她与这种吝啬鬼极为相似，可能她甚至还未发展到有欲望的程度。
一天晚上，她来到一位好友德·封丹纳子爵夫人家。这位子爵夫人是她地位低微的敌手之一。这些敌手对她恨之入骨，表面上却表现得热情友好，到处陪伴着她：这是一种每个人都必须严加提防的子弹上膛的友情，其间倾吐的知心话皆十分巧妙地加以保密，有时却十分恶毒。她以深知自己微笑价值的女人那种自然的态度，频频向人们递送过去保护性的、充满柔情的或高傲的轻微致意。她的目光落在一个男子身上。这个人她根本不认识，但是他脸膛宽阔，表情严肃，使她惊讶不已。一见他，她便感到与恐惧情绪相当类似的一阵激动。
“亲爱的，”她向德·摩弗里纽斯夫人问道，“这个新来的人是谁？”
“这人你肯定听说过，是德·蒙特里沃侯爵。”
“啊！是他呀！”
她拿出单眼镜，放肆地打量地，如同端详一幅只能任人观看，而不能反过来端详你的画像。
“给我介绍一下，说不定他是个有趣的人物。”
“没有谁比他更忧郁阴沉、令人厌烦了，亲爱的。不过他倒是位风云人物。”
阿尔芒·德·蒙特里沃先生那一阵不知不觉地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巴黎需要转瞬即逝的偶像，让人能爱恋上几天，以便满足其迷恋和矫揉造作的热情。巴黎每每阶段性地受到这种激情的折磨。比起这种偶像来，德·蒙特里沃先生倒是更值得引起大家的兴趣。
阿尔芒·德·蒙特里沃是德·蒙特里沃将军的独生子。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将军是高尚地为共和国服务的“前贵族”之一，在诺维战死在儒贝尔（法军元帅）身边。由于波拿巴的关心，他的遗孤被送进夏隆军校，并与其他几个战死疆场的将军子弟一起，受到法兰西共和国的保护。从这个学校毕业时，他没有任何地位。他进了炮兵部队，枫丹白露灾难降临时（指一八一四年拿破仑退位），他还只是个营长。
阿尔芒·德·蒙特里沃所属的部队并没有给他提供多少晋升的机会。首先，较之其他兵种，他们的军官数目极为有限；其次，炮兵部队鼓吹的自由派甚至差不多是共和派的见解、惯于思考的博学人士云集使皇帝产生的恐惧心理，为他们大部分人的晋级设置了障碍。所以，与一般规律相反，升到将军衔的军官并不都是军队中最优秀的人，只有才子平庸之辈才让人不太担心。炮兵在军队中是一个特殊兵种，只在战场上才属于拿破仑。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因可以解释阿尔芒·德·蒙特里沃官运上的延误以外，也还有其他与他本人为人及性格密不可分的因素。孑然一身，年方二十便投身于以拿破仑为中心的巨大风暴之中；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关切的东西，准备每天送掉性命，他已经习惯于只凭自重和义务感去生活。和所有腼腆的人一样，他一般总是默默无言。但是他的腼腆绝非由于缺乏勇气，乃是一种羞耻之心不容他作任何虚荣的外露表示。他在战场上的勇敢无畏绝非假充好汉。他统观一切，能够冷静地向他的下属发出切实的指令，迎着炮弹往上冲，当然也适时地弯下身去躲过炮弹。他心地善良，但他的举止使人觉得他高傲而又严厉。在任何事情上他都是数学般的精确、严密，无论是对某一职务应尽的职责，还是一件事情的结果，他都不能容忍任何弄虚作假的花样。他不能忍受任何可耻的事物，也从不为自己要求什么。
有一种还不为人熟知的伟大人物，相当旷达，蔑视显赫的声名，生活着却并不将生命看得过重，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无法充分施展他们的力量，或将他们的情感全部挥洒出来。德·蒙特里沃就是这种人。人家敬畏他，却并不怎么喜欢他。我们爬得比别人高，人们完全可以允许；但如果我们不将自己的人格降到他们那么低，他们是永远不会原谅的。所以，人们对性格坚强的人，不能不怀着几分仇恨和恐惧。对他们来说，别人过多的荣誉是对他们一种无言的指责，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他们都不能宽恕。
枫丹白露告别之后，蒙特里沃虽然是贵族，而且有头衔，也降为半薪。他堪称典范的正直，仍然念念不忘对帝国雄鹰发下的誓言，在国防部尽人皆知；使国防部感到恐惧。百日时期，他被任命为近卫军上校，并留在滑铁卢战场。他受了伤，滞留在比利时，没有参加卢瓦尔河战役。到了复辟时期，王国政府不愿承认百日时期授予的军衔，于是阿尔芒·德·蒙特望沃离开了法国。
他天生敢干敢闯，见解高超，直到此时，战争风云已使他的高超见解得到了充分发挥。天性和高超的见解指引着他，他对各种大有用处的计划又具有天生的热情，于是蒙特里沃将军乘船远航，计划去勘探上埃及和非洲尚未为人所知的部分，特别是非洲腹地。这些地区如今引起了学者们多么大的关注！他的科学探险为时漫长，却很不走运。
他早就收集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准备用来解决当时人们热切探求的地理问题或工业问题。他克服了重重障碍，一直到达非洲的心脏。由于叛卖，他落入一个野蛮部落之手。他被劫掠一空，沦为奴隶，在沙漠中辗转两年之久，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所受的欺凌虐待，更甚于残酷无情的孩童手中所玩弄的小动物。他体力充沛，意志坚强，使他经受住了被俘期间的一切暴行。他奇迹般地逃走，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抵达法属殖民地塞内加尔时，他已经气息奄奄，满身褴楼，只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忆了。他长途跋涉的大量花费，对非洲方言的研究，他的发现及所作的观察，全都付诸东流。只消举出一件事，就能使人对他遭受的痛苦有个概念：一连数日，他充当奴隶的那个部落首领的孩子们作游戏，以他的头作为目标，从老远的地方投掷马骨头，要骨块停在他头上，以此为乐。
蒙特里沃于一八一八年年中回到巴黎，完全破产，没有保护人，他也不想寻找一个保护人。他宁愿死上二十次，也不肯向别人乞求什么。哪怕是求人家承认他的既得权利，他也不肯。灾难和痛苦进一步磨炼了他的毅力，直到最细小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他惯于在我们称之为良心的这个道德存在物面前，保持作人的尊严。这就使得他对表面看上去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也都赋予一定的价值。
不过，他与巴黎最重要的学者和几位教育程度很高的军人都有交往，于是人们得以了解他的长处及他的冒险经历。被俘、出逃的奇险情节，长途跋涉出人意料的情景，都证明他是那样头脑清醒，机智灵活，勇敢无畏，于是他不知不觉地赢得了一时的名气。巴黎的沙龙中充满了这种昙花一现的人物。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他想让这种名气永久化，则要花费无穷的力气。
这年年底左右，他的地位突变。从贫穷变为富有，或者说，至少从外表上看，他享有富裕的一切好处。王朝政府为了加强军队，正极力使军功卓著的人归顺，对前军官作了某些让步。这些人的刚直不阿和为人所熟悉的坚毅性格，都可以保证他们会忠心耿耿。德·蒙特里沃先生又被安置在军界，恢复了军衔，拿到了补发的薪响，并进了王家近卫军。这些好运一个接一个地降临到德·蒙特里沃身上，他自己并不曾提出半点要求。他的一些朋友代他进行了私人奔走。如果要他亲自去，他肯定会拒绝的。
此后，他一反往常，发生了突变，他出入上流社会，受到欢迎，到处受到高度敬重。他似乎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结局。但是他身上，一切都在内心进行，外表上毫不显露。在社交场合，他显得严肃而内向，沉默而冷淡。他之所以获得很大成功，正是因为与充斥巴黎沙龙的大群司空见惯的面目相比，他是那么独具一格，委实新鲜。他的话语，与孤独者或野蛮人的语言一样，十分简洁。他的腼腆被视为高超，十分讨人喜欢。他成了非同寻常而且颇为伟大的人物。
他越是避开女人们巧妙的阿谀奉承，避开她们迷惑最坚强有力的男子，腐蚀最不肯屈服的头脑的伎俩，她们便越是普遍一致地爱上这一独特的性格。德·蒙特里沃对这类巴黎式的小小滑稽表演一窍不通，他的心灵只能与美好情感的响亮震颤相呼应。如果不是他的冒险经历及他的生活具有诗情画意，如果没有过奖的人在背后给他捧场，如果不是他将要垂青的女子会得到自尊心的胜利，他很快就会被丢在一边了。所以德·朗热夫人的好奇心既强烈又很自然。说来也巧，这位男子前一天就已引起她的兴趣，因为头一天她听人讲述过德·蒙特里沃克生旅行中的一幕。那一幕对女人活跃的想象力来说，是会产生极深刻的印象的。